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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就业现状调查报告

发表时间:2013-08-21 13:50:58    作者:曙光    来源:    评论:0    点击次数:0

  张常春/制图

  中国就业数据显示,一个对政策构成硬约束的“就业红线”并不存在。也就是说,即便经济软着陆至6.5%左右的增速,中国也不会遇到严重的就业问题。从2013年开始,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,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,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、而是供给不足,一个刺激性的政策只会加重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。当中国农村“被就业”的1.4-1.6亿农民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,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。

  中国劳动力

  供给绝对量趋减

  国家统计局2013年统计公报显示,2012年中国15-59岁或者15岁以上不满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下降,同时,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减少了345万人。

  国际上对劳动年龄的划分是“15以上不满65岁”。据估计,2013年开始,“15~64岁”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,减少规模近70万。时间越靠后,下降幅度越大。

  如果以64岁为劳动人口年龄的上限,从2011年抽样的年龄分组数据看,劳动年龄人口的“进和出”开始进入势均力敌阶段,5年后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快速增加。如果以59岁为劳动年龄人口上限,则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快速减少。

  更值得警醒的是,未来5~20年内,中国一个巨大的年龄层逐渐老去,直至丧失劳动能力。数据显示,40~59岁的年龄组占总样本的29.9%,可见中国老龄化程度将快速上升。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2012年已达14.4%,这一比例已相当于日本1995年的水平,说中国“未富先老”不为过。预计这一指标2020年达18.8%,2030年达24.1%。

  劳动力供给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劳动参与率。世行统计数据显示,1986年之后,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从超高的80%持续下降至2010年的74.2%,但显著高于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的63.6%和我国台湾地区的60.4%。

 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。中国劳动参与率在2010年高达78.4%,比世行数据高出4.2个百分点。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意味着更多人愿意提供劳动,但也预示着其下降空间更大。本质上,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,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。因此,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越高,劳动参与率越低。

  类比中等收入国家,中国劳动参与率至少还有10~14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。过去20年中国劳动参与率平均每年下降0.4个百分点,按此推算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,2013年将为7.77亿,2020年减少为7.35亿。按此计算劳动力供给的年度变化,2012年正好处于由正转负的临界值。2013年开始,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绝对量开始减少。

  非农就业与需求预测

  量化中国就业,最大的问题在于就业统计缺陷造成数据质量不高,而就业统计最大的缺陷在农民就业。

  用就业人数和经济活动人口构造一个就业率指标,根据其涵义,这个指标应该可以反映劳动力的利用率,但在中国,这个指标与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。

  原因何在?除了数据质量问题,农业就业统计可能是另一个主因。统计局解释,就业人员是指“在16周岁及以上,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”,由此,乡村就业人员就成为劳动力蓄水池,除了学、孕、病、残,15~64岁的农村人口就可以成为乡村就业人员,这部分就业与经济增长基本无关,而与人口结构等社会和制度性因素有关。数据可证,2000年劳动参与率高达93.2%,2010年降至88.3%,这还是一个极高的水平,2010年,中国整体劳动参与率才74%,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参与率仅为75%。这说明,农业或农村就业里“不存在失业”,在农村,只要有劳动能力的适龄人口,都被统计到就业中去了。

  以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加总看中国非农就业人口,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,1992~2012年两者相关系数达0.79。

  可以估算就业-GDP(国内生产总值)弹性和GDP增长率来大致判断未来非农劳动力需求。2006年以来,非农就业-GDP弹性处于上升趋势中。这个趋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逐渐走向成熟:非农产业、尤其是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吸纳中的作用逐渐增强。

  中国就业弹性曾经历1998到2004年间的大起大落。其中1998~2002年间超低的就业增长弹性,被认为是该期间中国统计作假的证据之一。2004年之后,中国GDP就业弹性的下降,主要是因为期间加速重化工业化,使得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趋弱。

  假设非农就业弹性按照2006年以来的平均速度增加,在服务业比重逐渐提升下,这种假设并无不合理。如果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在6.5%~7.5%之间,则中国非农就业需求2013年为5.2亿,2020年为6.22~6.06亿。

  农业就业实际需求:

  1.2亿~1.4亿

  广义农业部门就业,即第一产业就业情况。

  通俗讲,就业人员是指“16岁以上能挣钱的,从业人员是指有正规工作的就业人员。从业人员是就业人员的子集”。由此,农业就业是指“在16周岁及以上,在农业部门从事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”。“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;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”。因此农村就业可以理解为“在16周岁及以上,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农村人口”。

  农业就业和农村就业不完全等同,但有交集。农业就业人员里面有“城里人”,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长表数据,1.27亿的人口样本,劳动年龄(15~64岁)人口9372万人,城镇劳动年龄人口4925万人,中间有486万16~64岁的人员从事农业,占样本中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约9.8%。

  农村就业人员也从事非农产业。按照官方统计,2010年,农村4.14亿的就业人员中,有53%、即2.18亿人在乡镇企业、私营企业就业或从事个体经营,我们相信这2.18亿的相当部分为非农就业 。

  中国农业部门就业相当于劳动力的“蓄水池”。农业部门即第一产业就业增长率与第二产业就业明显负相关,与经济增长负相关。其背后的逻辑是:当经济变差时,工业部门就业减少,从农业部门转出进入非农就业的人数就会变少,反之亦成立。按照中国统计实务,农业就业统计应该是“有工作意愿、但没有从现代部门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力的总和”,包括“农业就业人员和农村户籍的失业人员”。

  以中国2010年每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可吸纳104-121个农业劳动力计,农业就业的实际需求在1.2亿到1.4亿之间。未来农业部门的就业依然会保持在1.2-1.4亿这样的区间。

  未来就业供需

  与劳动力转移

  以农业就业需求估计中值――1.3亿、对非农就业需求采用6.5%增长率下的估算,2012年之后,劳动力供给缓慢减少,而劳动力需求稳步上升。

  我们将每年就业供需的边际变化做一个比较,即便我们不知道中国真实失业率处于何种水平,但供需边际变化所提供的信息显示,从2013年开始,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,而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,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、而是供给不足的问题,一个刺激性的政策只会加重中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。

  劳动力供需变化有重要时点。

  2004年开始,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开始产生,主因是出口大幅增长,沿海地区对农民工需求突然增加,接近并超过了劳动力供给。

  2008年,虽然经济下滑导致劳动力需求放缓,但就业供需形势并没与明显逆转。此后刺激政策下,劳动力需求继续回升,供给紧张状况进一步扩大。

  2013年,劳动力供给开始转向负增长,但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在增加……

  如果综合考虑农村和城镇就业,中国2012年的就业率为82%,这意味着中国还有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可供吸收,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在农村。据统计,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比2012年已达1.07,这意味着就业岗位比求职人数还多,这说明,城市就业市场供不应求。

  城镇就业状况

  2010年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0.6%,低于全国平均劳动参与率,但依然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。从城镇就业率(失业率)估算,1992年以来,中国城镇的失业率水平平均在5.5%,即中国的城镇就业状况较为充分。

  实际上,中国城镇失业率只能反映摩擦性失业变化,其中关键在于流动人口就业统计。因为中国城镇户籍人口远不能满足非农就业需求,如2011年,我国城市户籍人口为4.7亿,考虑就业能力和劳动参与率,城市户籍的劳动力供给约为3亿,但2011年我国的非农就业达5亿。

  城镇就业的供需缺口靠进城农民工弥补。而农民工无论在城市和农村,只要没有去劳动部门登记失业,其从业状态都是“就业”,在城里打工算就业,失业回农村,也被统计部门认为是“就业”,因为中国农村的就业统计里根本没有失业。

  从城镇就业行业分布看,2010年样本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统计中,一、二、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分别为15%、35%和50%。2010年城镇就业人员共约3.5亿,按此计算,三个产业的就业人口分别为0.5亿、1.2亿和1.7亿。

  农村:1.4~1.6亿“被就业”

  从8.9亿农村户籍人口剔除2.2亿常住城镇的流动人口,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达6.7亿,其中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为4.6亿,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0.8%。

  假定中国农村就业人口即等于经济活动人口,2010年为4.1亿,按此计算劳动参与率高达87.1%,但65岁以上农村人口或被纳入统计,在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中,65岁以上劳动人口占样本农村劳动人口的5.2%,若剔除高龄农村劳动人口,中国农村劳动参与率则为82%,仍然高于2010年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参与率75.1%的水平。

  2010年的4.1亿农村劳动人口干什么了呢?统计数据显示,就业于乡镇企业的有1.6亿,占比38%,就业于私营和个体企业的有0.6亿,占比14%,其他48%应该从事传统农业。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样本就业人口中,有74%的农业适龄劳动力从事农业,17%从事第二产业,10%从事第三产业。按此比例,4.1亿农村就业人口中,3亿从事农业、0.7亿从事第二产业,0.4亿从事第三产业。若将年度就业统计中的“第一产业就业人员”减去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者,得到农村就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者。2010年普查数据中,3236万适龄农业就业人员有486万来自城镇,占比15%,这意味着剩下的85%来自于农村。按此比例,2.8亿农业就业中有2.4亿来自于农村,0.4亿来自城镇。

  由此,包括农业就业在内的全国就业的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。2010年,中国城镇就业人员3.5亿,其中3.1亿为非农就业,0.4亿从事农业;乡村就业人员4.1亿,其中1.7亿为非农就业,2.4亿从事农业。从另一个维度看,2010年中国非农就业4.8亿,其中3.1亿为城镇居民,1.7亿来自农村;农业就业共2.8亿,其中0.4亿来自城镇,2.4亿为农村居民。

  但是,中国的耕地资源禀赋决定了,农业人口只需要1.2~1.4亿。显然,城镇居民中从事农业的0.4亿是主动就业,剩下的,有0.8~1.0亿为农村居民的真实就业,1.4~1.6亿个劳动力“被就业”,这部分人员仍可以转移到城镇,这就是中国农村和农业就业的现状。

  城乡劳动力转移

  中国的真实就业率低,主要是因为农村中的农业就业人员没有充分就业,1.5亿(估计中值)“被就业”人员占2010年全部就业人员的19%,挤出就业水分,2010年就业率从97%下降到了78%。既然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,为什么城市就业形势还是比较紧张?

  城市新增人口构成显示,2000年以来,中国城市人口以年均2110万的规模增长,其中,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年均70万,城市化人口约年均增加1250万,平均每年进城农民工790万。这就是中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现状。

  按此估算,每年转移的城市的人口规模为2040万。按照城镇平均71.6%的劳动参与率和平均94.4%的就业率,城市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1379万,这解释了城市就业紧张的问题。

  为什么不能以更快速度进行人口转移?我们认为,这主要与城市户籍管理放松的力度、城市软环境或硬环境对新增人口的吸纳能力、城市就业信息向农村的扩散速度、农业劳动人口隐性失业的机会成本和农村“劳动密集型”生产方式的调整速度等因素有关。

  因此,人口转移速度一定时间内受客观因素的限制。这也决定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城镇化就业处于紧平衡状态,即便经济缓慢减速在6.5%左右,人们所担心的“就业红线”可能并不存在。按此速度,中国农村“被就业”的1.4~1.6亿农民将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。届时,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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